藩国别了船长草婴

2014年2月21日下午，华东医院住院部的一间病房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草婴先生。先生在酣睡。

译作装满书柜

2014年2月21日下午，华东医院住院部的一间病房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草婴先生。先生在酣睡。床位靠窗，窗帘放下了一半，似乎有意呵护这次小盹不会受到午后明亮光线的惊扰。床头绿色输液瓶的上方，醒目地挂着一块A4纸大小的玻璃镜框，框里有个“寿”字，是用百来枚贝壳色的小珠拼缀而成。除此之外，病床周围再没有任何特殊的陈设可以透露出病人的个人信息。一切都干干净净，简简单单。

91岁的草婴先生，正在经历人生中最长的一次小盹。2008年11月，一次不慎从家中沙发上跌落，伤及昔日蒙难的胸椎，并造成腰椎骨折，住进了华东医院。

住院之初，2009年5月，草婴还能坐轮椅驶出病房，在医院花园草坪上，与参加“纪念果戈里诞辰两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老朋友蓝英年、沈念驹等欣然叙旧。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小女儿盛珊珊的艺术作品在城市足迹馆展出，草婴还能亲临现场。但是，“慢慢的，一样样毛病都出来了，”草婴夫人盛天民说，“这大半年都在昏睡状态。只有我在他耳边哇啦哇啦叫，他会睁开眼睛。”

说话间，盛天民俯下身，在丈夫耳边唤道：“草婴，草婴啊，来看你了。”果然，随着话音落地，先生的眼睛微微启开，向我投来凝神的一瞥，但随即又闭上，复归婴儿般纯净、平和、均匀的睡眠之中。

2015年10月24日晚间6时许，仍然是在昏睡中，在家人的看护下，草婴先生停止了呼吸。仿佛是命运给他这位经过了太多惊涛骇浪的“老船长”一次最后的补偿：用了两年多时间，稳如磐石地驶进风平浪静的近海，毫无痛苦地抵达港湾。

我想起那天下午，告别之际，窗台上几盆红色的花朵，正在热烈生动地开放着，当时便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刺激，使我感觉到，草婴先生内在的生机已转移到了在他身体之外的许多事物上。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在世间活动着。难道不是吗？被病床上这位瘦小的老人影响过的人生何止千万。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办读书会、油印班刊、抵制日货，他成为同学们拥戴的“船长”误区二：线下零售商做得好线上就能做好

读中学时，很多人都有外号。盛峻峰的外号是“船长”。

19 8年，上海“孤岛”时间，15岁的盛峻峰就读于上海租界内的雷士德工学院附中。那几年里，他都是班长，一方面自己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同时在几个同学中组织了读书会，交流读书心得。

在此之前，他受进步书刊影响，欲更多地了解苏联，已经向一位俄国女侨民学习了一年的俄语。他经常带这些刊物到学校，借给同学阅读。不少人由此走上了爱国进步的道路，其中有一位任溶溶，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儿童文学家。

盛峻峰不仅举办读书会，还创办了班刊来发出呐喊的声音。这份油印班刊名叫《莽涛》，发表一群初中生写的关于抗日救亡的文章。

光有言论还不够，得落实到行动上。雷士德工学院是英国人创办的，校方规定学生一律穿高级毛料的西式校服，但没想到，有一个班级50名学生拒穿新校服，坚持穿蓝布大褂。挑头的就是班长盛峻峰。他这样回答校方的诘责：“我们知道做校服的法兰绒料子是日本货，我们不愿买日本货，所以不穿西式校服。”以后的几年里，这50名初中生坚持了他们的主张，一直穿着蓝布大褂去上课。

盛峻峰成为被同学们拥戴的“船长”。这个外号，与其说是饱含敬意的昵称，不如说是一个预言式的头衔。似乎没有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他在人生舞台上为自己选择的职责了。

1940年秋，盛峻峰转学到松江县二中高中部继续求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学妹盛天民。很巧，两个人都姓盛，但并不是老乡——盛峻峰是宁波镇海骆驼桥人氏，盛天民是上海南汇新场镇人氏。

两人都曾“逃难”。盛峻峰14岁那年，随全家人为避战乱离开宁波，适逢三个月的“淞沪会战”，足足蹉跎了半年多时间才来到上海租界；盛天民则随外祖母和祖母来到浙江，顺新安江溯流而上，刚在安徽境内喘息数月，又因日军铁蹄逼近，再取道宁波折回上海，安身租界内。

两个人又都是“同道中人”。初中时，盛峻峰便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结识了他后来誉之为自己毕生从事文学翻译事业的“领路人”姜椿芳。受他影响，盛天民也在中学时代就加入了地下党。

受鲁迅影响，为“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翻译

“五四”之后，苏俄文学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其中蕴含的社会运动与革命思想是这股潮流的主要推动力。鲁迅先生曾把俄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受鲁迅影响至深的盛峻峰，接受姜椿芳的指导和邀请，开始为后者实际负责的《时代》周刊翻译一些苏德战争的战况通讯和文艺评论。盛峻峰此时已立下志向，“我活着就去做我认为最应该做的事，最正确的事：翻译工作。从18岁开始，我首先考虑的就是把全部精力、时间都放到这上面，其他事情一律都推掉。”

1942年，在《苏联文艺》第二期上，译者署名“草婴”、作者为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发表了。关于笔名的由来，草婴先生这样解释：“我当年读了白居易的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是很渺小的，‘婴’比草更小，草的婴儿。尽管我是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很坚强，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草婴由此诞生。

一边如饮甘泉地边读边译着苏俄文学，一边快速而稳重地翻译着各类论文、社论、通讯，草游戏角色在技能释放伊始婴源源不断地往自己的“船舱”里加运“军火”。正如他本人所说：“我从事翻译主要是参加反法西斯斗争。”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草婴的船运送的不再是“军火”，而是“养料”。他在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陆续翻译了《苏联妇女是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女公民》、《谈儿童教育》、《苏联社会和国家制度》等文章。新中国成立后，草婴为新中国的建设翻译了《企业中的党管理》、《企业中的党工作》和《俄文文法手册》等书籍。但他的兴趣渐渐集中到了文学翻译上，截至1966年，他陆续交出了肖洛霍夫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尼古拉耶娃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莱蒙托夫《当代英雄》、托尔斯泰小说选《高加索故事》等名篇。

1966年，波诡云谲，风向转了。草婴翻译肖洛霍夫作品已经从受赞扬转变为遭指责。1967年5月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大小报刊，批判肖洛霍夫的文章连篇累牍。草婴被命名为“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挨批斗、抄家、隔离审查。

翻云覆雨，电闪雷鸣。“船长”的船被抛入半空，险些解体——1969年夏天，草婴下放奉贤农村劳动，强体力劳动使原本就体质虚弱的他十二指肠大出血。吐血，便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幸好被急送延安医院进行抢救，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身体好容易恢复过来，1975年初春，草婴从农村干校回上海，参加劳动和接受批判，脊椎骨又被水泥包压成了骨折。这蒙难的脊椎骨，正是 0多年后导致他从沙发上跌下一病不起的病根子。

桅杆都折损了，船还能扬帆远行。这只能是“文革”结束带来的奇迹般的动力。1977年，草婴的身体状况大为好转，他开始动笔翻译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

他最着急的是把托尔斯泰这位“19世纪俄罗斯的良心”带到当下的中国

上海岳阳路195弄2号，是一栋上了年头的老楼。昔日气派的花园洋房，如今已披上了一件烟熏火燎的外衣。但居住在这里面的人，在不得不添置杂物、搭设夹层之余，还是尽心尽力地维护着它的整洁和体面。

草婴先生的家，是楼上一套三居室。环顾四面，皆是书橱，或者说，皆作了书橱——你可曾见过，连衣柜和壁橱里放的都是书的家？“反正衣服没有几件，最多的就是书。”盛天民这样解释衣柜的用途。数不清究竟有几个书柜，也分不清哪个房间才是书房，连狭窄阴暗的走道里也“安插”了一个书柜，仅容一人侧身通过。我看，在草婴先生的家里，唯一没有书的地方，大概只有天花板了。

这些书当中，最为草婴先生所看重的，放在南面连阳台大房间的沙发后面的两个书柜里：

一个红木的老式书柜，据夫人说，这个书柜是从宁波镇海老家祖宅搬到上海来的。玻璃柜面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成套的俄文小说，其中有一些书的书脊都被翻破了。盛天民指着它们介绍说：“这是托尔斯泰小说全集，这是小托尔斯泰的作品集，这是普希金，这是高尔基，这是肖洛霍夫。”这些俄文原版书都是草婴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上海的外文书店里分批购得的，是他的“原料库”。“文革”中，俄文书籍被抄之一空。直到平反后，这些得以幸存的珍贵书籍才被送回来。

另一个书柜稍新，也是红色，不知是不是红木材质。里面放的书是用前一个书柜的“料”做出来的“菜”——草婴先生译著作品的各个版本，数量有接近百本之多。

其中最多的，是托尔斯泰的译著。

说回1977年，当时，54岁的草婴先生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再拾译笔，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他设计的《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工程共计十二卷，译成中文约四百万字。一个，是接受上海市文化部门的邀请，出任筹备中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总。没有过多的纠结，他婉拒了后者。

看待事情的轻重、利弊、缓急，因人而异，因价值评判而异。对草婴先生来说，他最着急的是把托尔斯泰这位“19世纪俄罗斯的良心”（巴金语）带到当下的中国。经历了少年时代因单纯爱国而译、青年时代为建设国家而译、中年时代因“译”获罪，年过“知天命”的草婴，如此坚定地把翻译托尔斯泰全部的小说作为自己今后的事业，因为，“通过‘文化大革命’，我越来越清楚，在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这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也是人类无数次浩劫的原因。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我这辈子就只想做好一件事：文学翻译。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一叶斑驳的舟楫，再度出海。

这个“书天书地”的家，就是草婴先生每天划动词语海水的地方。

那时候，盛天民在出版社工作，等夫人去上班了，草婴也就到自己的书桌前“上班”。盛天民说：“他的翻译至少有6道关，第一道是通读，自己理解和感受俄文原著的意思;第二道是把生词标出来，一一查明;第三道是译出初稿;第四道是双语结合起来看;第五道是脱离俄文，只读中文，润色字词;第六道是再看一遍校对后的清样。所以很费时间，平均下来每天译1000字。”

从1977年到1997年，在长达20年“一个人的翻译马拉松”后，草婴向世人捧出了《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在这期间，翻译之外，草婴还做了一件事：创建上海翻译家协会。

这个名称，一开始未能获准登记。因为全国各地的翻译团体都称为“翻译工作者协会”，为什么上海就是“翻译家协会”呢？草婴一次次向民政部，向有关领导陈情：我们的“翻译家”是有标准的，特指术有专攻的文学翻译专家，入会者必须有两本公开出版的译著……

争取了两年，1986年 月15日，上海翻译家协会终于正式成立，当时在全国绝无仅有。这并没有完。到了90年代，上海翻译家协会被有关部门要求更名为翻译工作者协会，但草婴等人坚决不同意。“因为翻译者和翻译家是两码事”，“文学翻译者很多，今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能借助机器翻译，但翻译家却很少。”

我的理解是：“翻译家”这个名称的界定，是草婴为自己、为这些往来于中外文化之间摆渡大半辈子的“老桴”们，争取了一面有尊严的旗帜。

建一间“草婴书房”延续他最喜欢做的事

草婴先生已经结束了他的航程，然而，“我们寻求的都已赢得手中”吗？

那一次，探望草婴先生和拜访他的家的过程中，盛天民第一次详细地向我说出“草婴书房”的想法。随着草婴先生住进华东医院，远离了他的“船舱”，随着病危通知书下过几次，草婴先生的沉睡仿佛已不可唤醒。盛天民开始考虑真的到了“那一天”，拿什么来完成草婴的夙愿 。“他最想做，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翻译，我又不会俄文，不能替他翻译，于是就想，能找到别人继承他这份用翻译来传播人道主义精神的事业吗？”

她对我谈到，待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草婴翻译作品全集》上市后，自己将替草婴捐出这套文集的全部稿费，设立“草婴外国文学基金”，资助外语专业的学生，奖励出色的年轻翻译人才。她还准备捐出草婴的部分著作和藏书，放在“草婴书房”里，提供给文学爱好者查阅、使用。

她考察过北京的现代文学馆里的作家书房，并不属意。“草婴书房，并不是一个静止的书房，要是一个活动的场所，不是作为纪念性质的陈列，而是要活的、能用的、能吸引人来对文学和翻译发生兴趣的。不需要原样复制这个房间的样子，怎样布置都可以。”

在她的理想中，大人带着小孩子一起来过双休日，小孩子阅读儿童读物，大人就“看看书，谈谈话，喝喝茶，吃吃点心，听听文学讲座，开开研讨会”。

“要是有这样一个地方，草婴他会高兴的。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盛天民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丈夫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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