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籍打工妹在机器轰鸣声中写诗节能

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上的邬霞，前短后长的裙子挂在她瘦弱的身体上，这就是诗歌里写到的那件吊带裙了，而平日里邬霞是不太有机会穿这些衣服的。在工厂的日子里，写作几乎是她休息时间的唯一消遣。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

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

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吊带裙》

邬霞在纪录片《我的诗篇》中

穿着深粉色吊带裙的邬霞紧张得要死，她抿着嘴唇，听着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大门马上就要打开，外面闪光灯亮个不停。

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互联电影之夜，接下来就该《我的诗篇》剧组出场了。这是一部反映当今中国工人诗人现状的纪录电影。邬霞是其中一名写诗的女工人。

若不是电影的导演之一、诗人秦晓宇在络上看到了她写的诗歌《吊带裙》，邬霞可能一直待在深圳市宝安区那个一点也不闪亮的世界里。

在现实中，邬霞也一样喜欢裙子，但她只能去夜市的地摊上挑时髦的款式。深夜，她总是偷偷从工厂宿舍的上铺爬下来，穿过漆黑的走廊来到厕所，把各种各样的裙子穿在身上。黑暗中厕所的玻璃窗成了她的镜子，穿着裙子的她就在那里转啊转，“自己美一会儿”。

邬霞现在要从幕后走向台前。和她一起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还有刚刚失业的叉车工乌鸟鸟，羽绒服厂填鸭毛的彝族工人吉克阿优，为矿山爆破巷道的陕西汉子陈年喜，在地下600米工作 0年的煤矿工人老井。据秦晓宇估计，“目前国内从事一线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至少有一万名”。

“以前也有许多写工人的电影，都很难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不是演员，没法通过表情来呈现内心，但诗歌绝对是表达内心最合适的一种方式。”秦晓宇说，“现在都在说后工业化，实际上我们的时代还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而工业化的一些弊端正在展示出来，如何面对它们是全人类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我的诗篇》入围金爵奖最佳纪录片的角逐。在同时入围的五部影片中，“有三部都是反映工人题材的”。

门一开，邬霞就要走上红毯了。最喜欢的明星刘亦菲、宋承宪都在这里，但她顾不上兴奋，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僵硬，脑子里只剩下秦晓宇跟她说的话：“上去一定要笑，美美的。”

长期以来，主流文学对于工人诗人是忽视的

前短后长的裙子挂在瘦弱的身体上，这就是诗歌里写到的那件吊带裙了。那是她最喜欢的一条，也是衣柜里最贵的一条，花了70元从地摊上买来的。除此之外，邬霞还穿上了几乎没穿过的银色高跟鞋。

红毯只有50米，她还是把脚磨破了。

穿着深粉色吊带裙走上红毯的邬霞。

平日里邬霞是不太有机会穿这些衣服的。从14岁到深圳打工开始，邬霞上班时间必须套上铁灰色、水桶样的厂服。制衣厂“加班是出了名的”，每天早上8点上班，要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才下班。下班路上买一斤瓜子，“一个月都磕不完”。

要想写作，她必须在凌晨回到宿舍以后，拉起上铺的床帘，用几乎不听使唤的手拿起笔。

其实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窘迫。爆破工陈年喜倒是有大把的时间，他总是沿着山脉往深处行进，最长的时候一去就是半年。但是在深山里爆破必须时刻紧绷神经，稍微不留意石头就会掉下来砸到人。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才能打开头上的矿灯，在巴掌大小的灯光照射下写诗。

大山深处没有纸，陈年喜就写在烟盒背面，有时候是雷管说明书的空白处。等到有信号的时候，再一点一点誊写到络博客里。而叉车工乌鸟鸟，经常把他的诗写在工作报表的背后。

邬霞写作的纸也是五花八门。有一种薄薄的黄纸是从父亲打工的厂里找来的，“都快要透明了”。为了节约，她还要把字写得尽量小。她的那首《吊带裙》，也写在这些大小不一的纸片上历经大半年的精雕细琢。

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工厂和角落里的诗句，很容易被机器的轰鸣声吞没。读过许多中文诗歌的秦晓宇，是在一次号称没有门槛的络华文诗歌大赛上当评委时，才意外发现还有一些“写作非常成熟，但自己又完全没有听过名字的工人诗人”。作为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秦晓宇试着去搜集这个特殊群体的诗歌，可翻遍家里所有中文诗选也没有找到。

活的中国，真的中国，体现在文字里的中国

本来，有编选中文诗经验的秦晓宇只打算为这些工人诗人编一部诗典，但随着搜集整理工作的推进，资料的丰富程度超越了预期，他们决定再拍一部电影。

拍电影是一个有风险的决定。这部电影的另一名导演吴飞跃感慨：“把工人、诗歌、纪录片三个最边缘的话题搅拌在一起，影片能做成什么样子，谁也没有信心。”

资金是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题。由于缺少传统渠道的支持，摄制组决定用络众筹的方式。

“我们选择相信工人与诗歌的能量。”秦晓宇说。在众筹进行的 个月里，共有1 04人参与，共筹集到216819元。在影片的结尾致谢部分，1 04个普通人的名字被一一打在银幕上。

2015年初，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导演们把来自天南海北的几名工人诗人聚在一起，在北京五环外的边缘地带皮村，举办了一场“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

秦晓宇是这场朗诵会的主持人之一。他记得在朗诵会结束时，有人告诉他，自己以前觉得诗人就是牛鬼蛇神，说着莫名其妙的疯话，但是现在“确实被这些工人诗人打动了”。

诗人杨炼也参与了那次朗诵会的主持。常居德国的他为了这场朗诵会专程来了趟北京。在朗诵会的开场，他一字一顿地说：“这些诗是活的中国，真的中国，体现在文字里的中国。”

这是和我们每个人相关的诗篇

电影的名字后来被选定为《我的诗篇》，摄制组却在英文名字中用了“us”（我们），“因为这是和我们每个人相关的诗篇”。

上世纪80年代，当打工潮席卷而来，邬霞的父母成了最早被卷入的一批。看过电视剧《打工妹》的邬霞，因为不想像主人公那样无端受人责骂，试图抵抗这股潮流，可最终父亲还是拜托表姐，把初中辍学的她从四川内江带到了深圳。

在工厂的日子里，写作几乎是她休息时间的唯一消遣，她曾写道：“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培植爱的花朵。”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我不是没有看到过死亡》。

如今，邬霞作为这些工人诗人的代表，站在红毯上。

后来回忆起来，邬霞说其实“没有感觉闪光灯特别亮”。

红毯环节之后，邬霞就坐在刘亦菲后面。“只有这么远。”她伸出两个手臂比划了一个迈步可及的距离。们的照相机对着刘亦菲一通拍照，坐在邬霞旁边的秦晓宇开玩笑说：“看，我们成了人肉背景。”

或许，邬霞早就已经习惯成为背景的一部分。

刚到深圳的时候，她的工作是在包装车间清理线头。把前面生产时没有留意的线头剪下，衣服才算合格，可以被打包运走。

在制衣厂，邬霞的月工资只有640元，是那时深圳市平均工资的一半多一点。虽然从家到几个大商场都只需步行不到 0分钟，但她几乎从来没有去过。

对于大部分工人诗人来说，诗歌背后都是贫乏的生活。

我们就是地气本身

在金爵奖最佳纪录片的角逐中，《我的诗篇》成了最后的赢家，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电影节计划内的两场放映票一售而空，剧组向电影节组委会提出加映申请，票又很快售罄。

后来，在首映礼上，一些企业主希望能够把这部电影带回去给工人们看，制片方才想到再次使用众筹的方式，让企业家出钱包场，请工人免费观看。消息放出的第一天，在长三角地区预计的100场放映计划就有61场被预订。

电影在北京的首映，则定在了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那个被称为农民工文化艺术中心的地方，大人们推搡着坐下，孩子们则在奔跑中吵闹。因为天气热，人们赤着膊，或者出去冲个凉，含根冰棍回来继续看。

导演秦晓宇丝毫不介意。“电影里的诗会有些艰涩，你们可能看不懂，但是没关系，看故事，那都是你们自己的故事。”站在大块幕布前，秦晓宇双手圈成喇叭状，大声喊，“我们这是接地气的电影，甚至我们就是地气本身。”

在北京的放映现场，一名工人诗人看完电影激动地告诉秦晓宇，“我是真正的农民工，也写诗歌，里面有很多就是我的生活！”然后顿了一顿，这个在北京打拼十几年的农民工说，“我现在有一些困惑，我还想写诗，可是现在孩子要上学，还有很多压力，导演有没有什么建议？”

“诗歌可能真的很难给你的生活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导演斟酌着字句，慢慢地说。

其实离开上海的前夜，电影里的6名工人诗人聚在宾馆里面，一起聊了整个通宵的理想。邬霞发现只有吉克阿优真的改变了生活。电影上映后，他打工地的县委宣传部已经找到他，要给这名充绒工安排一个图书馆的职位。

可邬霞的生活还在原来的轨道上。

很快，邬霞就要重新开始找工作了。今年 岁的她不知道充斥着90后农民工的工厂还能不能接纳她。她并不准备利用电影给她带来的名气，还要努力隐藏自己写诗的历史。

“写诗太痛苦了。”邬霞说。她都有点羡慕自己上班的时候，同寝室的女孩儿虽然工作一样辛苦，一样受责骂，却总能在下班的时候嘻嘻哈哈地逛街、看韩剧、吃零食。

陈年喜的生活甚至开始急转直下。山洞里的弯腰劳作让他得了严重的颈椎病，最近一场手术之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回到矿山继续爆破看样子是不可能了，可是家里的农田显然不够养活一家老小。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怎么办。

乌鸟鸟倒是继续在找工作，可是他决定做一些改变。在《我的诗篇》结尾，他对着镜头告诉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希望她好好读书，“以后努力不做一个工人”或焯一下凉拌。。

“你为什么要加这么一段？”电影首映会结束，一位从烟台到北京来打拼的女孩儿拦住了秦晓宇问，“我爸爸是个工人，他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我把它写进作文里以后被老师批评了，说我太悲观。”

秦晓宇一时语塞。“或许现实就是这样吧。”他想了想，一字一顿地告诉面前这个80后女孩。

（：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