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中国城市群像让人愁

中国城市群像让人愁：京津冀环境绩效最差，71%的城市经济环境指标恶化

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群扩张，均没有摆脱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71%的城市新资源经济指数进一步恶化，反映出城市经济绩效、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以及未来发展支撑能力严重失衡。　　2015年底，中国时隔37年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以前所未有的战略思路来部署城市发展问题。一方面，目前大城市已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周边的小城市、小城镇却因为资源、人才的虹吸效应而长期得不到发展，只能在低端产业上徘徊，众星拱月般地给地区中心城市作贡献。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城市群之间的矛盾?其中哪些重大问题将掣肘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呢?　　为了回答这一疑问，埃森哲与中国科学院继2013年之后再次针对中国城市新资源经济状况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群的扩张，均没有摆脱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　　其中，在100个样本城市中，仅有21个城市新资源经济指数有所好转或与上次调研结果持平;在72个可对比数据的城市中，71%的城市新资源经济指数进一步恶化，反映出这些城市的经济绩效、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以及未来发展支撑能力严重失衡。这其中就包括北京、天津、杭州、南京、西安、成都、武汉、沈阳等重点城市。　　指标降幅最大的五大城市是：银川市(降33位)、宜昌市(降31位)、邯郸市/开封市(降27位)、济宁市/呼和浩特市(降26位)、石嘴山市(降25位)。　　100座城市新资源经济指数排名　　北京和上海面临严峻环境挑战，广州和深圳则具备环境优势;京津冀地区的资源环境绩效最差，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使巨额环保投入取得实效。　　这份《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报告2015》共覆盖了中国100个样本城市，以埃森哲新资源经济指数为核心分析工具，从城市经济绩效、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以及针对未来的发展支撑能力三个维度，综合评估了这些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该报告显示，虽然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给区域内其他城市带来新机遇，但处于核心的特大城市在自身增长模式尚未完成转型、资源环境可持续性没有显著改善、发展能力仍限于应付本地事务的情况下，其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固有失衡问题也很可能向区域内的其他较小城市进一步蔓延。　　2015新资源经济指数城市排名显示：　　深圳市的综合得分蝉联榜首，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的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从2013年的第10位跃升至第1位;　　另两座超大型城市北京和上海则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分别仅列第19和第18位;　　得益于环境效率、环境质量及低碳发展水平的进步，台州、广州、福州及沈阳等城市的资源环境持续性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　　烟台、杭州、大连、合肥以及长沙的资源环境持续性则下降幅度明显，环境支撑能力将成为制约这些城市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报告发现，与2013年相比，尽管中国城市的综合得分普遍因经济实力提升而有所增加，但各级城市的资源环境可持续性都有明显下降，空气污染和水质恶化问题首当其冲，大城市的环境退化现象尤其突出。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性仍在恶化，并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面临窘境。沿海城市尽管保持了传统经济优势，但资源环境负荷总量过大，资源保障能力下降。　　中国100个城市新资源经济指数排名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去28个无对比数据的城市，在72个可对比数据的城市中，仅有5个城市指标持平，16个城市指标有所改善。指标降幅最大的五大城市是：银川市(降33位)、宜昌市(降31位)、邯郸市/开封市(降27位)、济宁市/呼和浩特市(降26位)、石嘴山市(降25位)。　　同时，随着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片面竞争经济扩张速度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引发了更加严重的资源环境失衡。在目前的中国五大城市群中：　　珠三角和长三角综合表现尚可，但其经济增长速度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偏差最为显著;　　成渝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在经济方面明显落后，需要在兼顾环境的前提下着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京津冀地区的资源环境绩效最差，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使巨额环保投入取得实效。　　雾霾已成为经济发展重大杀手　　雾霾强度与经济密度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曲线。实现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是解决雾霾问题的重要一步题。　　该报告还首次研究了雾霾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雾霾强度与经济密度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曲线：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PM2.5浓度会随之升至峰值;而当城市进一步发展，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PM2.5浓度会随着服务业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回到较低水平。因此，实现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是解决雾霾问题的重要一步。　　埃森哲分析显示，虽然城市群在经济上有显著的集聚效应，但其在环境上的负向效应日益凸现，如，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环境质量明显不如周边城市，转型迫在眉睫。　　当经济密度低的时候，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污染物排放量也较少，PM2.5年均浓度较低。随着工业化进程，经济密度逐渐升高，工业化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量也会逐步增加，因而导致 PM2.5 浓度升高。　　当城市经济活动从工业为主步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经济密度进一步提高，但污染物排放量却不会随之增加，甚至反而会减少，因而 PM2.5 年均浓度趋于下降。　　因此，经济密度中等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往往是 PM2.5 年均浓度最高的时期，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这些城市 PM2.5 年均浓度达到 g/m3，雾霾污染较为严重。PM2.5 年均浓度的峰值出现在每平方公里万元 GDP 的区间。　　研究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增加值密度和雾霾污染的关系类似，只是 PM2.5 年均浓度峰值出现在每平方公里万元的区间。当产业转型和能源结构变化进入新阶段，体现雾霾浓度的正抛物线就将出现向下拐点。城市发展能力提升越快，出现拐点的时间就越早(见下图)。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敏俊表示：中国城市群的形成并不能自然而然疏解大城市病。相反，区域中心城市必须首先重新审视自身定位，积极抓住与周边城市的协同转型机会，以创新发展能力为基石稳步落实转型战略，并带动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在整个城市群中的良性循环。　　埃森哲大中华区战略董事总经理李广海表示：我们一直关注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数字技术的加速应用，有助于中国规避城镇化和工业化传统路径上先污染、后治理的巨大环境成本。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了绿色的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大目标之一。　　我们呼吁城市和企业的管理者把互联+与新资源经济模式作为同等重要的战略出发点，建立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改善中国城市的宜居性和综合竞争力，实现绿色富国、绿色富民的美丽中国愿景。李广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