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刑法化不足为取美食

核心提示:为了达到科学有效惩治，但又加以严格控制，防止出现“泛刑法化”的目标，刑法理论上引入了一个“特定义务”的概念，认为在对待诸如“见死不救”这样一种严重背离社会伦理的不良行为问题时

近年来，由于公共道德问题堪忧，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些学者甚至提出 道德滑坡 的警示，将 道德重建 作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当一些公民危难状况出现，而在场人员又不予施救并导致严重后果发生的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渝F 万州区社会上的谴责声浪便越发高涨，这对于唤起良知、倡导善行，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每每此时，又总会有要求司法及时介入和予以刑罚制裁的呼声响起，在暂时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要求法律上补充新罪名的建议也会顺势而来 在现行刑法上增设 见死不救罪 独立罪名的呼声和建议，或许正是一个类似的典型例证。

在我看来，对待乃至控制、治理不当行为有多种社会规范和措施，比如有伦理道德规范，有行政、经济手段，还有党纪和国法。而在法律制裁措施中，也同样有民事、刑事等各种手段。应当看到，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虽然也是构成一部分犯罪进而被追究刑事的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选好工作地、居住地、路线类型以及乘车时间将所有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都纳入刑法进行治理，更不能以 道德正确 为话语制高点，去不断推高制裁的强度。否则，不仅会导致 泛刑法化 ，徒增社会负担，同时还会混淆道德规范与法律制裁的界限，形成过于苛厉的处罚，失去刑罚处罚的正义性和威慑力。

在犯罪的设置中，我们还必须考虑行为的形态，对于 不施救 行为而言，它显然是一种相对于积极 作为 行为而言的消极 不作为 。在通常情况下， 作为 具有主动性甚至攻击性，历来是法律规制的主要对象。而 不作为 虽然也有可能产生危险甚至实际危害，但就不作为者与危害后果的关联性看，却多数缺乏行为上的直接原因力。也就是说，伦理意义上的 当为而不为 ，常常与某种危害结果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因果联系和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法学理论上认为，由此去宽泛地设置当事人的刑事，既缺乏合理根据，也不符合刑法的基本原理。

罪罚相当刑法只应 局部介入

为了达到科学有效惩治，但又加以严格控制，防止出现 泛刑法化 的目标，刑法理论上引入了一个 特定义务 的概念，认为在对待诸如 见死不救 这样一种严重背离社会伦理的不良行为问题时，刑法只能进行 选择性 介入，即只对负有 特定救助义务 的见死不救者，才依据其主观心理和危害后果，在现行刑法已有罪名的范围内（比如选择 过失致人死亡罪 等）去定罪处罚。而在相关判例和学理解释上，救助 特定义务 从来都没有被作宽泛的 伦理道德义务 解释，通常都严格限定在 法律法规明文规定 工作职责 和 自身行为引起危险 等几种特定的情形，不能任意扩大。

因此，在讨论 见死不救 行为是不是需要入罪、要不要依法追究涉事者刑事的问题上，我们首先不能笼而统之地说 法无明文规定 ，而只能说目前尚无独立罪名的规定；而在进一步讨论现行刑法上有没有必要增设 见死不救罪 独立罪名的问题时，我们又必须细致考量对那些不具有特定法律救助义务的人施以刑罚严厉制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看看那样做会不会扩大 不作为 行为的刑事基础，刑罚适用于仅仅负有 道义义务 的涉案当事人，能不能实现罪罚相当、罚当其罪的目标，是不是真的能够实现预防再犯和提升道德水准的目的。

在我看来，伦理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应当通过持续道德教化、不断提升修养和加强人道、人性教育的方式去逐步加以解决，要用伦理规范和舆论监督的方法去进行约束；而国家刑法却必须保持 局部介入 、有限惩罚的立场，不能不受救助 特定义务 的制约，更不能搞 泛刑法化 。只有做到道德建设与法律手段的合理分工和区别适用，才能发挥 软 硬 两种手段的协同作用，使 见死不救 的行为受到谴责，使违法弃责的行为受到惩罚，不断形成助人为乐、相互协作、共赢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