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文学课文人课与文化课

几年前，台湾学者龚鹏程先生撰著的《中国文学史》出版，热议一时。盖龚先生久不满于前此诸种文学史教材，认为此类书要不是马二先生选文，要不即是名家点鬼簿。话虽不中听，但实情确也如此。习见的文学史课本，大抵先笼统概述某一时期的所谓文学总体面貌，接着分析形成这一时期文学特质的社会背景，依序介绍几位名家名作，无味寡淡，连带也消解了文学史的全貌与肌理。 相形之下，龚先生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则是建立“一种关于文学的历史知识”，着力探讨的是“文学这门艺术在历史上如何出现、如何完善、如何发展，其内部形成了哪些典范，又都存在哪些问题与争论，包括历代人的文学史观念和谱系如何建构等等。”循此，龚著《中国文学史》无意甄录作品，而是聚焦于不同时代重要的文学观念的衍变；也无意过多介绍作家，而是关注作家作品的文学史生命；进而透过文学的观念去统摄一切跟文学颇有关涉的知识门类，开张盈缩之际，呈露出中国文学史的大纲大维，建构出一个真正以文学为本性的文学之史。 而龚著中另一颇为值得注意的发想，则是其早先提出的“文字、文学、文化”这一关于中国文化结构的根本性认识。在《文化符号学》一书中，龚先生曾指出“构成中国文化的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事实上都处在中国文字符号系统的组织和制约中”。意即由于中国文化始终对文字特加重视，甚至相信文字书写每与宇宙终极真理相联系，并以此结构社会的组织与人群关系、行为和价值体系，遂使整个社会出现文字与文学崇拜。文字系统的高度发达，也使音乐、戏剧、书法、绘画等诸多艺术门类，不自觉地趋向文学化，各门类均带有极浓郁的文学色彩。整个中国文化经由“文字、文学、文化”的序阶秩序，最终建构一个“以文字及文学所点染与规定”的人文世界。 不过或许碍于文学史体例的拘束，这一思考在《中国文学史》未予特别展开。因此，近时出版的龚先生两部文学课讲义 《有文化的文学课》及《有知识的文学课》 在我看来或不妨说是《中国文学史》的外两篇。 所谓外两篇，当然没有轻忽唐突之意，只是说这两份讲录恰可用为《中国文学史》的某种补充，是其“文字、文学、文化”结构说的一份展开。二书序言中，龚先生多以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为方向次强调“文学是人文活动之一端，它有具体的人文脉络，成于特定之社会文化中”，而自近世始，学科分化以致论文学者或仅能就作者生平、篇籍流传时加考证，或单纯作章句文辞之赏析，太过集中于作品本身，轻忽作者与其时代，加以文史哲早已分家，则更不免僻陋之讥。因此，纯文学研究虽于作品文学性多有阐扬，但矫枉过正，见木不见林，或沦为一种窄化内缩式的文学研究，无法照见文心之全体。 故此，出于将文学活动置于整体中国文化视域中加以考察的初衷，两本讲录并未注目在典故的释解、字词的揭晓、作家的绍介之类通常文学课所关注的内容，而是分别就文学与中国文化、文学与日常生活之关涉这两大方面恢拓延展，儒释道并四部经籍，书画曲并草木虫鱼，家国天下并岁时人文，彼此勾连，互为骨血，综括复合地来谈论文学，好比是一场文学世界的汗漫游。 西方文学是否也可如此讲，我不确知，但至少这种讲法使我们回到了中国文学的本义。盖中国文化里的文从来非仅指文学，“文”之本义乃纹采之谓心里就觉得，后由鸟兽错杂之“文”推及天地山川之“文”，最终引申至人文社会领域，用指涵括文字、礼乐、典制等一整套富含人文意义的社会建构。文既如此，“文学”亦然。文学一词的本义乃册籍、学术之义，及至刘宋设“文学”一科，始与今日文学观相近。综括言之，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章、文学、文化、人文等义往往牵连并举，现代观念中偏于审美抒情一面的文学之义，只是这些意涵中的一个子项，并不能完全用为对应。 因此，龚先生的文学课非但不是庞杂无端，相反恰合中国文学的本义。我们由此知道屈原《天问》在究心天文星象之际，以天文变化发端起兴，借天象运行讲述宇宙人生哲理，下启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的《天论》、《表夏》之类，沾溉后世文学实多；古人地理风土之作，多录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诸事，增广闻见之外，亦如吕叔湘《笔记文选读》所言，“不独考索史事者资为宝藏，亦都市文学之滥觞也”；而古人出离本乡四处漂泊的行旅生涯，又自《诗经》始流变为后世行旅文学以及闺怨文学，歇脚停宿的驿站客舍则生出古典文学中的驿站题壁诗，后世游历者日益滋繁，山水诗大兴，各类游记洋洋大观，更皆可从这一统绪中来加以把握。换言之，当我们不为近世纯文学观所囿，有意识地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来考察中国文学，势必能对中国文学驳杂多方的特质多一层了解，由此放宽考察中国文学的视界。 而如果说龚先生的讲录以多样丰富的文化知识让我们体会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之本义，那么是书的另一大特点则可说是在文学课之余，也给我们上了一堂文人课。 前述中国社会有浓重的文学崇拜，则文人阶层可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阶层，是社会主流价值的代表者。按照龚先生在《中国文人阶层史论》里的说法，文人阶层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与此同时，“文学却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共有物，文人意识是社会上所有人的共同意识”，尤其宋元明清之际，社会风尚日趋文人化，喜庆贺词、哀丧挽联、戏文酒令、字画印章，无不充溢着文学化的趣味意识，合力营构出一个文学精神的共同体。 而这也就提醒我们不独不能全然套用近世纯文学观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学，甚至也不能断然以今日之作家身份来对比古时中国文人。讲录特设专章讲解饮茶、饮酒与中国文学、文学中的农事与食物、亭台楼阁与中国文人的居住理想、花草意识与词体的关系、书法与诗法、文学与音乐的亲密或疏离等主题，固是因这些都已是讨论中国文学的重要话题，但若从文人角度加以观察，则上述内容恰正体现出传统中国文人的知识结构与审美意识。饮茶喝酒、弈棋吟曲、莳花弄草、书法绘画乃至博物志怪、谈禅说玄、流连平康之类，看似与文学无关，但传统文人的日常生活却每多赖此。若于此道一窍不通，则无法了解中国文人之知识养成与品格情趣。 讲录特别注意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揭举。论及儒家时，强调儒家的“中和之美”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学艺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提醒我们从儒家的分化与整合这一线索去观察中国文学史的动态演变，留意文学风尚背后的思想本质；佛教流播中土之后输入的地狱观、因缘观以及万法皆空观，则成为六朝之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一大重要题材，小说、笔记、戏曲中所见尤多；古人对个人身世之变的慨叹以及怀古伤悼的诗作，正透露出中国人特有的家国兴衰之感；而迥异西方唯物史观对于文学历史的把握方式，中国人每好以气运来观察文学流变，将文学风尚之变同世道治乱相结合，如刘勰所谓文质代变。由是观之，作为文化思想的感性体现，文学实则蕴蓄着太多人文思想的轨迹奥衍。马一浮昔年曾指出，“言乎其感，有史有玄”，亦即文学不止发抒个人悲喜，人情、政事、风土、时代之客观世界与兴亡、哲思、奇想、德性之主体心灵，无不涵养其中，不可能一笔扫落。在今日的文学研究格局中，我们当然不主张文学简单成为历史与思想的记录文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忽略中国文学中史的存在与玄的可能，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全然放弃对于史与玄的思考与研探。因此，当讲录试图从文学中发见中国文化思想的潜踪隐迹，我愿将此视为从文学的枝叶窥看文化的根脉的一次尝试。 文学课应该怎样上，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对此问题的思索在透出我们将文学置于何种层面。自近世始，中国文学的一大演变过程，即是渐次删整黜落，缩窄封域，进化为所谓的纯文学观。但诚如钱穆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并没有一种离开社会实际应用而独立自在与独立发展之纯文学作品，与独特之文学家”，换言之，中国文学开初便具备极强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若一意将其置于西方舶来的近世文学理论体系中加以研究，不免有裁云为裳、水土不服的扞格难通。 由此念及马一浮昔年小诗《闻雁》，诗前小序妍丽中极存深意，序述：“偶行田间，值雁过，闻老农相语云： 鸣雁已来，又催人下麦矣！ 喜其语类陌上花开，天然隽永。夫候雁自鸣，何关种麦，而老农感之，雁何德焉！物理之妙，在初不相涉而冥应无穷，是非俗情之所察也，遂以成咏。” 古人有言，六合之内，即是一部大书。人情往来，水光日影，恰如蠲戏老人所谓“初不相涉而冥应无穷”。即如文学之研阅，恰应于不相关之人事，发见相涉相应之趣，若一味作太过支离桀格的切分，势必沦为一断港绝潢，无法通达。 （实习：白俊贤）